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究竟該如何做？

關於區域協調發展情況的報告顯示，區域發展平衡性增強，但困難和挑戰仍然存在。縱觀區域發展戰略的曆史演變，政策在適度公平和追求效率之間動態選擇，這也成為了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首要原因。此外，地理條件、市場化程度、功能定位等也是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為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目標，關鍵在於促進要素流通，尤其要深化土地製度改革。

區域發展平衡性增強

但困難和挑戰仍存在

2023年6月26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趙辰昕作了關於區域協調發展情況的報告。

十八大以來，我國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六大區域戰略為引領，以四大區域板塊為支撐，構建起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六大區域戰略”進一步形成“3+2+1”的格局。

“3”指的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這是支撐我國高質量發展的第一梯隊和重要動力源。

“2”指的是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這是國家“江河戰略”的核心支撐，是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主戰場。

“1”指的是海南全麵深化改革開放，這是我國新時代全麵深化改革開放的試驗區。

“3+2+1”六大區域戰略，涵蓋了我國24個省份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國土麵積480萬平方公裏，占全國的50%，2019年底常住人口11.35億人，占全國的80.4%。

作為支撐的“四大區域板塊”，分別是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

此次區域協調發展情況的報告顯示，我國區域板塊發展平衡性顯著增強。

2022年，中部和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分別達到26.7萬億元、25.7萬億元，占全國的比重由2012年的21.3%、19.6%提高到2022年的22.1%、21.4%。

特別是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東部與中部、西部地區之比分別從2012年的1.69、1.87縮小至2022年的1.50、1.64。

與此同時，各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不斷提高，基礎設施通達程度更加均衡，區域間基本生活保障水平逐步接近。

主要體現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險、鐵路公路航空、信息網絡、區域電網、人均收入和消費、貧困縣脫貧等方麵。

此外，動力源地區引擎帶動作用得到加強，東部經濟大省繼續“挑大梁”。重要功能區進一步發揮關鍵作用，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生態環境顯著提升。

向老少邊窮地區轉移支付的力度持續加大，促進其發展水平的提升。海南自貿港加快製度型開放步伐，區域開放水平躍上新台階。

然而，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依然存在，未來仍將麵臨不少困難和挑戰。

首先，區域發展呈現明顯的“東西”和“南北”分化格局。

西部地區無法趕上東部水平。盡管西部地區增速快於東部，但該優勢在逐漸弱化，而東西地區經濟發展的絕對差距仍然較大，且東部的發展質量和效益優於西部。

北部經濟活力明顯弱於南部。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速常年低於全國平均，而老齡化程度高於全國水平；西北地區的環境保護壓力較大，經濟基礎薄弱。

其次，特殊類型地區振興發展仍有困難；地方保護和區域壁壘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地區間產業同質化發展、低水平重複建設等問題仍然突出。

區域發展戰略演變

適度公平和追求效率

我國的區域發展戰略經曆了70餘年，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區域協調發展”。因此，了解“區域發展戰略”的演變，有助於加深對“區域協調發展”的理解。

1949年到1978年，我國區域發展的基調是“區域均衡發展戰略”。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生產水平十分低下，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地區分布也極不平衡。

當時，全國工業的前五大區域集中度超過60%。五大區域分別為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沈陽為中心的東北南部、以天津為中心的京津唐地區、以青島為中心的膠濟沿線以及廣州；工業集中度分別為20%+、20%、10%、5%、3%。

在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的指導下，我國在中西部地區進行大規模投資，加快了內陸地區的經濟發展，基本實現了生產力均衡布局的目標。

1979年到1999年，我國區域發展的基調是“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

改革開放以後，理論界對犧牲效率的絕對平衡觀進行了反思，認為應當將效率原則和效益目標放在優先地位。

區域非均衡發展戰略，也就是“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的戰略。

當時，和平和發展是大趨勢，中國也開始發展外向型經濟，以設立四大經濟特區為起點，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向東南沿海地區轉移。

到了20世紀90年代，區域政策開始注意公平的目標取向，“先富帶動後富”，不僅為中西部創造對外開放的政策環境，還加大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2000-2015年，我國區域發展的基調是“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在這一階段，我國先後確立了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戰略四大區域板塊。

西部地區由於自然、曆史等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相對落後。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生態環境建設取得積極成果。

東北地區交通設施完善、產業基礎雄厚，但產業結構單一。東北振興戰略以來，經濟結構優化，自主創新能力有所提升，但一些深層次問題尚未根本解決。

中部地區承東啟西，連南貫北，是我國區域關聯度最強的地區。中部崛起戰略以來，承接海外和沿海的產業轉移，加快資源整合與區域經濟合作。

東部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力軍，是對外開放的主要陣地。東部率先發展戰略以來，更高層次地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國際影響力不斷提高。

2016年至今，我國區域發展的基調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

經過多年的發展和推進，我們應該認識到，各區域很難實現相同的發展水平。

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地域遼闊，各個區域的自然條件、人文條件、經濟基礎有所差異，擁有各自的比較優勢，發展呈現差異性是必然的。

但是，區域差異也不能過大，應當打破區域分割、各自為政的狀況，按照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原則，加強區域合作，不斷縮小區域差距。

因此，在這一階段，我國逐漸形成了六大區域戰略，強化了區域間的合作，促進要素流動。

區域發展不平衡

首要原因是政策選擇

我國的區域發展戰略經曆了4個階段的演變：“均衡發展-向東部傾斜-總體規劃-協調發展”，本質上是從追求公平、到追求效率、再到追求效率兼顧公平的目標轉變。

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區域發展不平衡的首要原因是政策的選擇。

基於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改革開放之後我國在投資、財稅和金融等方麵對東部地區進行傾斜。

這些政策一方麵給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帶動了國家的發展，但另一方麵，也加大了東部地區與其他地區的發展差距。

政策選擇的背後，是因為東部地區的地理條件更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

相比於北方沿海，東南沿海具有更為便利的海運優勢，並通過長江、珠江較易形成廣闊市場和腹地。

其中，珠三角地區毗鄰香港和澳門，更便於承接海外訂單，大力發展加工製造業，廣東經濟總量在1980年代末開始躍居第一。

長三角則以1990年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自主創新等方麵走在前列。

相比於長江流域，黃河水量少河道淺，通航能力差，使得北方省份經濟聯係明顯不如南方，在發展外向型經濟時麵臨劣勢。

而西部地區的地理條件更加糟糕，當時西部地區多為山地丘陵和戈壁沙漠，氣候幹燥，生態惡化，交通閉塞，與外界的信息交流及貿易往來受到限製。

除了政策選擇和地理條件，市場化程度也是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中國四大板塊，東部是經濟龍頭，中西部可以承接東部的產業轉移，東北是工業重鎮。

在計劃經濟時期和市場經濟初期，東北地區依托於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對重工業的需求，也輝煌過一段時間，如今卻與其他地區差距越來越大。

東北地區與其他地區拉開差距的關鍵時點是2008年“四萬億”投資之後，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迫切需要轉向創新驅動。

東部地區因日益發育的市場化機製快速出清過剩產能，中西部地區依托長江等承接沿海產業，近年來貴州、雲南、西藏、江西等省份經濟增速持續領跑全國。

而東北地區因市場機製改革滯後，營商環境相對較差，新經濟新動能培育緩慢，產業轉型升級艱難。

此外，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各個地區承擔的功能定位不同。

例如，東北和華北等是糧食主產區；青藏高原、大小興安嶺、北方防沙帶等是生態功能區；山西、內蒙古、陝西、新疆等是能源富集地區。

評判一個區域是否協調發展，不能單一以經濟指標作為標準，更不能簡單以GDP論英雄，還要看其承擔的功能是否有效發揮。

總而言之，我國不同地區的自然資源稟賦、經濟發展基礎等存在較大差異，經濟發展不可能整齊劃一“齊步走”。

區域協調發展目標明確

關鍵路徑是要素流通

區域協調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在各類要素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過程中，為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增長創造條件；在經濟和人口持續集聚的過程中，縮小地區間在人均GDP和收入指標上的差距。

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們應該科學對待區域經濟的發展趨勢，認識到中國已經出現了以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為主要空間載體的區域發展格局。

近幾年，國家發改委在人口流入地區，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周圍推進都市圈戰略，促使中心城市及相鄰的中小城市形成更加現代化和一體化的都市圈狀態。

打造城市群和都市圈，一方麵可以形成產業集群、商業集群等，另一方麵可以輻射周邊地區，形成新的分工體係，優勢互補。

當然，這要求城市群和都市圈突破傳統行政邊界的分割，包括進行土地、戶籍、規劃等多方麵的體製機製改革，更有效地促成一體化的發展格局，這將是未來最為重要的主題。

首先，要加快形成全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場。

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商品市場發育較為充分，商品和服務價格97%以上由市場定價，但仍存在地區分割問題。

應當樹立全國經濟“一盤棋”的思想，消除歧視性、隱蔽性的區域市場壁壘，打破行政性壟斷，堅決破除地方保護主義。

其次，要加快促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自由流動，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尤其要深化土地製度改革，土地是各項要素中市場化改革最為滯後的領域，潛力極大。

目前來看，人口、資本、技術等各種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動，但耕地占補平衡、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等土地要素配置仍主要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內部。

應通過市場機製優化城鎮用地指標的空間配置，以常住人口增量為主要標準供給城鎮用地，並推進市場化的跨省換地。

2022年1月，國務院發布《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允許符合條件的地區探索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節餘指標跨省域調劑使用機製，“人地掛鉤”看到曙光。

此外，要充分尊重人口和產業向優勢區域集聚和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立足各地比較優勢順勢而為。

不同地區需要按照自己的條件尋找比較優勢，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

人口集聚的地方，要承載更多經濟活動，發展製造業和服務業，引領經濟高質量增長。人口減少的地區，更多承載國家的糧食主產區、生態保護區功能，邊疆地區還要承載國土安全功能。

總體來看，區域發展戰略要與時俱進，符合時代發展和客觀規律。新時代下的區域協調發展，應建立健全區域協調發展新機製，促進生產要素有序流動和利益合理分配。

來源：非凡油條